4岁的唐辉带着野心和憧憬走进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，在一次演讲中遇到了他一生中的“贵人”。

　　著名投资公司“river”的cio（首席信息官）博伊尔在沃顿举办了一次关于“中国明清时期商业模型”的演讲，唐辉作为听众席中唯一的中国人向他提了几个颇有深度的问题。演讲结束之后，博伊尔的助手给了唐辉一张名片，告诉他博伊尔最近在做一些中国商业的深度调查，希望能够和他聊聊。

　　唐辉把这当成river有意进军中国的信号，作为唐晟未来的掌舵人，他自然非常愿意多了解一些博伊尔的想法——也许将来唐晟能够成为river在中国的第一个投资对象呢？

　　在之后的两年里，他和博伊尔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在博伊尔身上他学到了很多西方商业理念，而博伊尔也经常感叹他特有的中式思维给自己带来了莫大的灵感。

　　但至始至终，river都没有启动他们的中国投资计划。

　　临近毕业的时候，唐致贤出事了，唐辉五雷轰顶，第一时间赶回家中，迎接他的是父亲的惨死和弟弟的发疯。

　　二十六岁的唐辉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肩头沉甸甸的担子，他强忍悲痛处理父亲的后事，安慰母亲，同时寻找合适的医院为唐熠治疗。不久之后，当唐熠情况好转，能够说出断断续续的句子时，他才知道害死自己的父亲的凶手竟然是通查和郑城！

　　而这个时候，唐晟因为郑氏集团的倒戈一击，资金链严重断裂，摇摇欲坠。

　　唐辉辗转在公司与医院之间，心中怀着对郑城和通查刻骨的仇恨，整个身心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撕得支离破碎。走投无路之际，他想到了博伊尔，于是硬着头皮回到费城，请求river给自己提供风险投资。

　　出于对博伊尔的信任，唐辉把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对他和盘托出，包括唐致贤、郑城和通查之间长达十几年的纠葛。他本来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，但那段时间他太累，太崩溃，所以对亦师亦友的博伊尔失去了应有的警觉。

　　“我最大的错误，大概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，但当时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、最信任的老师，也是我拯救唐晟的唯一的希望。”唐辉低沉沙哑地讲述着，“博伊尔先是非常诚恳地安慰了我，之后问我‘你现在有什么打算？’我告诉他我已经束手无策了，既无法支撑唐晟，也没有证据把通查和郑城送上法庭。”

　　那天的情景在脑海中像昨天一样清晰，唐辉清楚记得在博伊尔宽敞的客厅里，他给自己灌下一杯白兰地，对博伊尔说：“谋杀案唯一的人证是我弟弟，但他已经被诊断出严重的精神障碍，法庭根本不会采信他的证词。即使采信，我也不能把他送到警局去一遍一遍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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